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，为抗击日本侵略者，江西共征兵103万，实征兵源位居全国第四位。无数江西籍军人舍家为国、浴血疆场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 

　　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许多抗战英烈由于身在战场、远离家人，只能通过书信传递心声、表达思念。今天，让我们从几封书信里，感受这些抗战英烈的家国情怀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　　“中国的知识青年不应逃避责任”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　　聂之俊1916年生于江西省清江县(今樟树市)，1937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电机系。

           

　　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在武汉大学读书的聂之俊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。当时，其妻有孕在身，在老家的父母因担心聂之俊的安危想借此写信促其回家，聂之俊知道父母的心思后，在给父母的回信中写道：

             

　　“爸爸、妈妈，‘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’固然很有道理，可是‘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’，也是每一个国民所应有的认识。尤其是抗日战争到了这个时期，国难已经再严重也没有了！青年人还能犹豫偷安吗？我想绝不能够……中国的知识青年不应逃避责任的。”

           

　　1937年12月15日至16日，陶铸、邓颖超等分别在国立武汉大学、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设招收点，以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名义，在应城汤池镇创办“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”，秘密培训抗日骨干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，建立抗日武装。

            

　　聂之俊积极报名参加训练班，同各地流亡学生及湖北本省进步青年一起共60人，成为首期招录的学员。

            

　　1938年1月，从训练班结业的聂之俊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4月，党组织派他前往鄂西北竹溪县，以农贷合作指导员的公开身份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。聂之俊大力宣传抗战形势，极大激发了当地青年和进步人士抗日救亡的热情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　　此时，妻子彭玉容来信告知家中父母生病、兄长早逝等情况，聂之俊回信写道：“当全国同胞正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，整个国家民族存亡绝续关头的时候，每一个有血性的青年，没有不投笔从戎、枕戈待旦的！那末，个人的一切，如学业、官禄、家庭，也将成为次要的东西了！”同时，聂之俊积极鼓励妻子要努力学习，要对争取民族解放充满信心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

　　1939年，因蒋介石对抗日救亡活动百般阻碍，聂之俊被逮捕，1月22日被秘密杀害，时年23岁。今天，鄂中革命烈士纪念馆仍保存着聂之俊烈士写给家人的20多封书信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

　　“因为责任所在，无法离开”

             

　　王麓水1913年生于江西萍乡，14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16岁任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秘书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。参加革命后，王麓水征战南北，再也没有回过家乡，贫苦的家庭一直是王麓水在外征战时最大的牵挂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

　　1937年9月25日，王麓水所在的八路军第115师在山西取得平型关大捷，王麓水在战斗中头部负重伤，经后方医院抢救才苏醒过来。在医院治病期间，一名加拿大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，为他画了油画并拍成照片，作为纪念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　　在医院疗养的王麓水将照片随家书一起寄给了久未联系的母亲，并获得了家人的回信。但回信中报的不是平安，而是父亲和四哥相继去世的消息。得此噩耗，王麓水悲痛欲绝。可大敌当前，他只能通过每月寄一两封家书来询问家中的情况，可惜寄出的家书家人大多数都未收到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 

　　1938年4月，王麓水得知前线战况危急，主动要求出院回部队。后调任115师343旅补充团政治委员，前往晋西南开辟吕梁山抗日根据地。9月，王麓水带领部队参加守备风陵渡战斗，完成了坚守黄河的防卫战任务，王麓水感到十分振奋，他在给三哥的信中写道：“此胜利打破了敌人西犯战略计划，(完成了)直接保卫大西北的伟大任务。”

            

　　1939年春，王麓水调到115师独立支队任政治部主任，在他和支队司令员陈士榘的率领下，部队接连打了几次胜仗，坚定了晋西南地区百姓对抗战胜利的信心。其间，王麓水被日军炸弹炸伤，再次负伤，在医院短暂休养后很快回到了部队。

            

　　对自己在战场上负伤，王麓水于5月30日给母亲的信中只字未提，只是为很久没有收到家书感到焦急。“整整一年半了，均未得家悉，真使人心焦极矣……虽然久别十载之家乡，但男终日未忘记过。因为责任所在，无法离开。”

            

　　家人一直珍藏着王麓水寄来的书信，现在萍乡芦溪县长丰乡王麓水事迹展览馆展陈了王麓水寄回的9封家书，其中8封写于抗战时期。最后一封是1945年10月26日在山东峄县沙沟乡西界沟写给三位哥哥的。此时，王麓水任八师师长兼政委，参加为阻止国民党军队沿津浦铁路北进而发起的津浦路战役。12月12日，八师向山东藤县发起攻击。13日下午，王麓水在距城门不足200米处指挥战斗，不幸被敌人炮弹击中，壮烈牺牲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 

　　“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”

             

　　邹韬奋生于1895年，江西余江人。九一八事变后，邹韬奋通过主编的《生活》周刊大力宣传抗日救国，屡次批判国民党政府对外的妥协行为，《生活》周刊成为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　　1935年11月16日，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《大众生活》周刊。不久，一二·九运动爆发，邹韬奋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援，在周刊上积极呼吁民众应该“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，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”。该刊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，打破了当时中国杂志的发行纪录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　　1936年，国民党当局逮捕了积极宣传抗日的邹韬奋和沈钧儒等7人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“七君子事件”。经过积极营救，在入狱243天后，邹韬奋等人被释放，出狱后他仍致力于从事抗日民主文化宣传工作，先后出版了数十种进步刊物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　　因为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，邹韬奋一直被国民党通缉，曾6次流亡香港和海外等地。1942年1月9日，邹韬奋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帮助下，离开香港，到东江游击区后又辗转经上海，于12月到苏北解放区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 

　　在苏北时，当他准备继续为民族解放事业积极奋斗时，不幸罹患耳癌，中共党组织遂指派专人秘密护送他去上海治病，并尽一切力量对其进行抢救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

　　1944年6月2日，邹韬奋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他请来挚友徐伯昕，留下了一份口述遗嘱。7月24日，邹韬奋不幸病逝。同年10月7日，延安《解放日报》报道了邹韬奋去世消息，并首次发表《邹韬奋遗嘱》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

　　在这份遗嘱中，邹韬奋这样坦露：“我心怀祖国，念同胞，愿以最沉痛的迫切的心情，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，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，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。我死后……举行火葬，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，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，如其合格，请追认入党，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。”

             

　　从1938年开始，邹韬奋多次向中共党组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，而周恩来则希望他“暂时不要急于入党，你现在以党外人士身份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政治斗争，和你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所起的作用不一样”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 

　　邹韬奋在弥留之际，再次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要求。1944年9月28日，中共中央电唁其家属，并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